中美 crypto OG 在赚到钱之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撰文:Jocy@IOSGVC
在去年我写过一个 AI 和 crypto 人才流动的推,有人评论到:优秀的人去 AI 挺好的,参与建设一个必然发生的未来。
但最近一次播客对话让我意识到,这个判断还不够深刻。问题不仅是「谁留下来」,更根本的是「为什么留下来」和「留下来后生态能否支撑 revolution」。经历过牛熊、失败、现实与理想的摩擦后仍然留在行业内继续建设的人,才有可能引领币圈的 revolution。
我最近几个月聊了很多 2023~2025 年的加密创业者。许多华人团队在 2023 年前后只融资了五百万到七百万美元,在目前环境很难融到下一轮,这样的 runway 刚好活两年多到现在,然后步履蹒跚地上线交易所。无数的空投和给出去的代币都砸向市场,代币价格一路走低,创业者给出的答卷是即将归零的代币、在加密行业失去 reputation,然后转身离开。
回望亚洲,愿意给早期创业者支持的投资人越来越少。没有投资人支持,就没有坚定的创业者愿意再踏入加密行业,整个行业生态进步无以为继——中美之间的加密战争如何竞争?
我在去年 4 月份写过一个推提到一个 portfolio 核心团队开始做 AI 应用创业的消息,行内最有声望的人才都在离开。直到今天,越来越多人做这种选择,这不是偶然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更系统性的问题:中美 crypto OG 在赚到钱之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当美国 crypto OG 赚到钱后,他们在思考什么?
Brian Armstrong 把 Coinbase 带上市成为美国首家主流 crypto 交易所后,创立 Research Hub,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这不是简单的捐款,而是在重构整个知识生产体系。
Naval Ravikant 作为早期 Bitcoin 哲学家,不仅通过 AngelList 推广 ICO 并将 Bitcoin 作为全球众筹工具,还孵化 CoinList 为 token 发行提供合规框架,资助 Zcash 团队。他关于货币、加密经济学和去中心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整个行业。
Chris Dixon 2013 年就领投 Coinbase B 轮,成为第一个公开全力押注 crypto 的主流 VC。他将 a16z crypto 从 2018 年的 3 亿美元发展到超过 70 亿美元,不仅投资项目,更建立 crypto school 系统性培养行业人才。
Dan Robinson 在 Paradigm 不仅是投资者,更是建设者。他参与 Uniswap 早期开发,是 Uniswap V3 共同作者,在 Flashbots 早期阶段推动现代 MEV 拍卖模型发展,参与 Plasma 研究(现代 Rollups 前身),领投 Optimism 种子轮。这种深度的技术参与和思想输出,才是真正的生态建设。
Michael Saylor 将 MicroStrategy 转型为 Strategy,持有价值 670 亿美元的 Bitcoin(超过 3% 的总流通供应量),通过发行股票和低息债券的创新融资方式持续大规模 accumulate,成为 Bitcoin 机构化的标志性人物。
Barry Silbert 创立 DCG 并推出 GBTC 灰度比特币信托,成为传统投资者获得 Bitcoin 敞口的主要渠道,旗下 Genesis Trading 和 CoinDesk 成为行业基础设施。
Chainlink 创始人 Sergey Nazarov 在 Google 当过软件工程师,2017 年发明去中心化预言机网络,已支持超过 7 万亿美元交易量。经历多个牛熊周期早已财富自由,但仍亲力亲为远渡香港等地推广 Chainlink 标准,致力于通过 CRE 统一 DeFi 和传统金融,构建全球性的「互联网合约」生态系统。
Rune Christensen 2011 年接触 Bitcoin 后卖掉了自己在中国创办的英语教师招聘业务全力投入 crypto。2015 年创立 MakerDAO 推出去中心化稳定币 DAI,成为 Ethereum 上首批也是最大的 DeFi 协议之一。过去 10 多年始终在 DeFi 治理一线,近年将 MKR 品牌重塑为 Sky,推出 Spark 协议,推动 DAI 与美债融合,成为加密与传统金融融合的先锋。
Arthur Hayes 创立 BitMEX 推出永续合约,将传统金融衍生品引入 crypto 市场,资金费率机制成为行业标准。2022 年因违反银行保密法被判罚后获特朗普赦免,随后与 Guy 共同创立 Ethena 稳定币协议。过去几年 Arthur 一直在给行业输出自己的加密观点,从不停歇。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赚到钱后思考的不是如何退出,而是如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如何改变世界的应用、如何建立系统性的生态支撑。他们不仅是投资者,更是建设者、思想领袖、公共品的贡献者。
反观中国 crypto 圈,政策环境的根本差异导致长期投入的空间受限,大部分 OG 在早期的成功和一定财富积累后选择的是退出而非回馈。
历史叙事的缺失。美国 crypto 从一开始就有「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从卡内基、洛克菲勒时代就有的公共品建设传统在 crypto 领域得到延续。中国在这方面的文化积累相对薄弱。
我们缺乏系统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对比美国的 crypto school),缺乏对加密人才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入(对比 YC/AllianceDao、Research Hub 这类项目),缺乏持续的思想输出和行业话语权(对比 Paradigm 的研究驱动、Naval 的哲学影响)。
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历史叙事缺失、政策不确定性、文化基因差异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系统性问题。
许多创业者和开发者的目标不止是发财,他们想做出改变世界的应用,想给历史留下印记和被认可的。所有最优秀人才只要用心观察,他们也就不会回来了。
当 Web3 被简化为一个大赌场,当行业的主流叙事从「改变世界」退化为纯粹的财富游戏,最优秀的人才就会用脚投票。这不是他们不想赚钱,而是他们想要「有意义的赚钱」——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获得回报,而不是在零和游戏中收割他人。
当环境里所有人都不去追求真正的理想和价值时,这些人就会离开。叙事不是虚的,它会直接影响人才结构。 当一个行业无法提供 compelling 的愿景和价值认同时,再多的金钱激励也留不住那些价值驱动的人才。
我们现在看到的恶性循环:
缺乏新的价值创造 → 市场只能在存量中博弈 → 存量博弈强化投机心态 → 驱赶走想做增量创新的人 → 更少的价值创造 → 市场更加依赖存量博弈
这就是中国币圈江湖投机时代的一个缩影。
可能有人会说:环境不同,不能简单对比。这是对的。我不是要求中国 OG 做和美国 OG 一模一样的事。
也可能有人说:即使想做也做不了多少,何必徒劳。但我相信即使在约束环境下,支持开源开发者、办技术社区活动、投资早期初创技术团队,这些小的举措仍然有意义。系统性的努力会产生 compound effect。
还可能有人说:过度强调理想主义是虚伪的,crypto 就是 financial innovation。但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一个健康的生态需要有足够比例的人是 value-driven 的。如果完全由 purely financial-driven 的人主导,长期会陷入 zero-sum game,最终伤害所有人利益。** 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IOSG 过去的投资人有交易所、矿工、早期的加密 OG,还有传统基金。我相信中国 OG 很多都是信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并且愿意推动这个行业往前迈进的。* 正是在加密行业、特别是中国环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愿意继续支持和帮助这个行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和美国一样强大的加密正反馈生态系统。
Warren Buffett 用这个隐喻来描述美国资本主义:In the next hundred years, make sure that the cathedral is not overtaken by the casino.(未来 100 年,确保大教堂不被赌场吞噬)。这个隐喻同样适用于加密市场: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是一座宏伟大教堂的结合体,这座大教堂创造了一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经济体系。同时,它旁边还附带了一个巨大的赌场。
诱惑非常大,尤其是现在,诱惑就是走进那家赌场。赌场里,大家玩得很尽兴,金钱流动频繁,但你也必须确保大教堂得到供养。
未来 100 年里,Crypto 必须确保这座大教堂不会被赌场吞噬。
比特币以太坊的大教堂依然宏伟壮丽,某些交易所的大赌场夜夜笙歌。但如果赌场的繁荣不回馈给大教堂,那座创造真实价值的建筑就会逐渐荒废,最终整个生态都会失去根基。
Brian Armstrong、Vitalik、Chris Dixon 这些人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供养大教堂。他们在确保赌场的繁荣不会吞噬掉那座大教堂。
回到我几个月前的判断,现在需要加上更深层的认知:
经历牛熊后留下的人确实有可能引领 revolution,但单纯「留下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留下来」和「生态能否支撑 revolution」。
Revolution 需要整个生态系统支撑。美国 crypto 持续发展不是因为人更能熬,而是因为建立了系统性回馈机制,让生态能自我更新、自我进化。
作为机构投资者,IOSG 也会继续主动承担改变的责任: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零和游戏中的财富转移 vs 创造真实价值过程中的财富创造,数字可能相同但意义完全不同。
如果中国 crypto 机构和有能力的参与者能在回馈机制上有所突破,可能成为改变生态的关键力量。这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长期利益的理性选择——只有健康的生态才能孵化伟大项目、吸引优秀人才、创造可持续价值。
这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也是确保大教堂不被赌场吞噬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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