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巨头们警告,「技术繁荣 + 贸易保护 + 地缘政治分裂」局面重现。
撰文:龙玥
图:从左到右依次为达沃斯主持人安德鲁、贝莱德 CEO 拉里·芬克、城堡证券创始人肯·格里芬、著名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达沃斯寒风中,全球顶级金融权势人物发出警告:政府财政失控与地缘政治的分裂可能正在抵消 AI 带来的生产力红利。
在 2026 年世界经济论坛次日的重磅小组讨论中,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CEO、「华尔街教父」拉里·芬克(Larry Fink,管理 14 万亿美元资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城堡证券创始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管理 650 亿美元资产)、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著名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齐聚一堂。
在这场被 Griffin 戏称为「末日与阴霾(gloom and doom)」的讨论中,嘉宾们深刻剖析了 AI 技术爆炸、飙升的主权债务以及地缘政治碎片化,如何将全球经济推向一个危险的、「酷似 1929 年前夕」的十字路口——那个在技术狂欢后走向大萧条的时代。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 Adam Tooze 在开场直指核心。他指出,当前的 2020 年代与 100 年前的 1920 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彼时是电气化和福特流水线的技术爆发,今天是 AI 的狂飙突进;彼时是美元霸权的崛起,今天是美元体系的承压。
最令人不安的平行线在于「政治的失败」。Tooze 警告,1920 年代人们试图用技术和金融来掩盖政治上的裂痕,这种「由于政治想象力匮乏而过度依赖金钱」的模式最终导致了体系的崩塌。
拉加德对此表示赞同。她补充道,1920 年代全球贸易占 GDP 的比重在几年内从 21% 暴跌至 14%,而今天,尽管尚未发生雪崩,但在地缘政治碎片化和关税壁垒的冲击下,全球贸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警告称,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全球合作,AI 所需的「规模效应」将被割裂的市场扼杀。
关于当前市场风险的根源,城堡证券的掌门人 Ken Griffin 给出了犀利的判断。
「这是一个关于鲁莽的故事,但并非私人资本市场的鲁莽,而是各国政府支出的鲁莽。」Griffin 直言不讳地指出,与 1929 年私人部门杠杆过高不同,2026 年的核心风险在于政府毫无节制的开支。「所有政府都在超支,几乎毫无例外。」他警告称,这种财政上的放纵正在威胁市场的根基。
目前美国国债已高达 38 万亿美元。Griffin 质疑,华盛顿寄希望于 AI 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来「拯救」赤字,但这是否能实现仍是未知数。如果 AI 不能如愿带来生产力飞跃,这种无节制的支出将难以为继。
手握 14 万亿美元资产的 Larry Fink 对 AI 的看法更为微观且残酷。他明确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在经历 AI 泡沫,但我认为会有巨大的失败案例。」
Fink 提出了「K 型经济」的概念。他观察到,在各行各业,拥有规模优势的企业(Scale Operators)正在利用 AI 迅速拉开与中小企业的差距。他以沃尔玛为例,指出其利用 AI 进行库存控制和消费者偏好分析的能力已遥遥领先。
这种分化的根源在于令人咋舌的资本门槛。拉加德在现场透露,如今开发一个前沿 AI 模型的成本已高达 10 亿美元,且极度依赖跨境数据流动。而 Ken Griffin 则给出了更为宏观的数字:仅今年一年,美国用于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Capex)就将达到 6000 亿美元——Larry Fink 甚至在旁插话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
如此高昂的「入场券」意味着,只有拥有深厚资本护城河的「规模运营商」才能玩得起这场游戏。正如 Fink 所言,AI 不会自然地「民主化」,反而可能加剧赢家通吃的局面。
随着近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关税成为达沃斯论坛挥之不去的阴影。拉加德提供了一组令人咋舌的数据:美欧之间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一年前的 2% 飙升至目前的 12% 以上,且面临进一步上升至 15% 的风险。
「如果这些关税 96% 的成本都由消费者承担,这对通胀绝非好事,」拉加德警告。
Griffin 则从微观企业角度痛陈关税的弊端。他指出,关税不仅是对消费者的累退税,更会滋生「裙带资本主义」(Cronyism)。在关税壁垒下,那些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公司将获得特权,而这正是扼杀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的毒药。他提醒道,无论是 BlackRock、Citadel 还是如今的 AI 巨头,最初都是从中小企业起步的,保护这种市场活力至关重要。
面对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市场往往指望央行再次「印钞救市」。拉加德对此态度强硬,她引用 Paul Volcker 的例子,强调央行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成为财政政策的附庸。
「我不认为央行永远会是『唯一的救世主』,」拉加德表示,单纯依赖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结构性的财政失衡。
Tooze 也补充道,央行独立性的概念本身就是 1920 年代为了应对民粹主义压力而诞生的产物,在当前极端政治化的环境下,保持央行的「防范道德风险」(Knave-proof)属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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