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塘 DAO 记事｜下篇

2025-06-22 16:29

The SeeDAO

2025-06-22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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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系列故事，主角是南塘 DAO——中国首个把“乡建与Web3融合”的理念落地中国农村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这是一场堪称中国 Web3 领域里程碑式的社会实验，它致力于用新型数字技术和创新的组织治理模式改善乡村生活。如果您好奇 Web3 如何为普通人带来真实可感的影响，南塘 DAO 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践案例。

2025 年3月，在香港城市大学和我的博士生导师刘肖凡教授的支持下，我来到安徽省阜阳市三合镇三星村（原南塘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实地调研。期间，我深度访谈了南塘 DAO 核心成员、当地农业合作社员工及村民等14 位受访者，并参与了南塘 DAO 新手计划、南塘兴农合作社日常事务及南塘不知 DAO 翻译小组等工作。时间虽短，感慨很多。我既看到当地伙伴将DAO理想付诸实践的努力探索，也观察到作为乡建 DAO 领域先行者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些问题既具有独特性，也折射出当前DAO发展的一些共性难题。

《南塘 DAO 记事》系列共分为七部分——诞生、集结与冲突、目标是什么、激励与流通的实验、足够去中心化吗、走出一条路来、写在最后。这些文字旨在客观记录这片土地上求变者的故事——那束投身乡建的理想微光、那些实践中的挫败与坚守，以及那种最本真的人际联结。如果这些故事能触动更多人的心弦，或是为乡村建设者和 Web3 的探索者们带来一些启发，那便是其价值所在。

作者：

樊嘉（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生）

本篇是第六、七部分，聚焦南塘 DAO 发展方向，探讨对乡建与 Web3 融合的思考，呈现各位成员的愿景，以及自己在地实践的真实感悟。

（六）走出一条路来

二

南塘 DAO 的故事还在继续，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一切仍在自然发生与不断涌现。社区在试错中摸索前行，在求变中挖掘新的可能性。部分核心成员已奔赴成都市蒲江县箭塔村，尝试启动新项目，试图在那里找到“乡建与Web3”的真正交汇处，构建“乡村创业 DAO”。与此同时，跳则选择留在南塘本地，提出了“把日子过好”的倡议[1]，通过组织在地年轻人开展区块链共学、乐队活动等，持续深耕社区。一方向外探索，一方扎根本地，两种路径并行不悖。开辟一条新路从来充满艰辛，但正如我钟爱的一句话：“悲观者往往正确，乐观者却在不断前行。” 南塘 DAO 的乐观者们，正在用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答案。

吸纳更多专业人才

人才是任何组织发展的基石。Cikey 曾反思，南塘 DAO 在创立初期未能有效吸引“真正懂得区块链和Web3的人才”，加之早期成员普遍缺乏成熟的乡村建设经验，社区在探索中走了不少弯路。好在社区已认识到这一短板，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当前，南塘 DAO 计划邀请行业内资深专家，组建“南塘 DAO 治理指导小组”，为内部争议提供专业调解，为每个季度的战略方向输出系统性建议。此外，经由“乡建 xWeb3双边启蒙计划“，社区成员多次参与参与国内外Web3活动，并且走进高校进行宣讲，不仅提升了自身专业素养，还吸引了更多对Web3和乡建充满热情的专业人士加入。这种双向互动为人才招募打开了新局面。令人振奋的是，新成员正源源不断地加入，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他们中有的擅长艺术创作，能为乡村文化活动增添创意；有的精通品牌推广，为南塘 DAO 的对外传播提供支持；还有的在组织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为社区治理机制的优化贡献智慧。这些新成员不仅带来了专业技能，更为南塘 DAO 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更多可能性。

面向世界，汲取经验

乡村的真实需求是什么？Web3能否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DAO 如何落地不仅是南塘的课题，更是全球共同的挑战。南塘 DAO 曾调研多个国际 DAO 案例，其中不乏与乡村建设密切相关的启示。例如，日本山古志村在应对地震后重建及人口老龄化难题时，推出了以当地特产“锦鲤”为核心的“Nishikigoi NFT”，并将 NFT 持有者视为“数字村民”。由此形成的 DAO 社区吸引了全球超过 1750 名成员，募集资金以支持区域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一模式未采用智能合约或链上资金库等典型 DAO 元素，却切实解决了当地问题。山古志村的经验对南塘 DAO 颇具启发。近期，山古志村进一步提出了“双层 DAO 驱动的治理革命”设想：以山谷志 DAO 为载体，实现实体村民与数字村民的共治，通过 Snapshot 投票决策；同时以世话人 DAO 为平台，促进跨地域协作（如椎叶村、天龙峡），构建“LocalDAO 网络”。这一模式与南塘 DAO 当前的发展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妙，应当能够为其提供宝贵的参考。

来源：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学习会“从山古志村案例了解数字村民制度[2]

另一个相关的案例是 CabinDAO——一个致力于通过社区协作和技术创新构建网络城市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3]：2020-2021 年的创作者时代，建立“Creator Cabins”作为资助创作者驻地项目；2021-2022 年，随着 DAO 蓬勃发展，Cabin 也开始进入 DAO 服务商阶段，期间社区打造了众多 DAO 媒体品牌，开发了面向网络社群的链上和实体护照系统等 DAO 工具；2022-2023 年随着加密市场的动荡，社区开始大幅缩减 DAO 团队，并专注于为数字游民打造自然社区和构建全球共居网络；2024 年初开始，团队的关键词变成“家庭社区”，团队决定与在地社区建立更深层次连接，他们发起邻里加速计划（Neighborhood Accelerator），提出建立一个住在朋友附近并共同养育孩子的社区。

CabinDAO路线图（来源：社区论坛[4]）

值得借鉴和反思的是，经过几年持续探索后，Cabin 团队认为其更适合作为松散的社区网络存在，而非初创公司或 DAO。2025 年 5 月 8 日，Cabin 官方在 X 平台宣布解散[5]，决定放弃 DAO 拨款和商业化项目，转向纯粹的社区驱动网络。这一决定源于对创业、DAO 和社区网络不同模式的反思：“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最适合小型专注的团队，能够快速转型，寻找短期内财务可行的高速增长商业机会。DAO 最适合作为一种可信的中立治理机制，用于从现有的现金流协议中分配生态系统拨款。社区驱动的网络最适合充当松散的连接组织，让许多人能够独立探索相邻的路径，构建他们认为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东西。” 对于乡建 DAO 的实践者而言，如何在乡村社区中找到 DAO 的定位，DAO 对于在地社区带来什么价值，无疑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命题。

深入本土，寻找优势

在向全球先行者学习的同时，如何扎根本土需基于当地实际进行深入调研与分析。南塘 DAO 需全面评估当地的经济、人力、精神文化、政治、社会资本、区位及自然环境等资源，以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与行动纲领。

南塘村素以民主治理的历史经验著称，社会的关注度是这片土地最大的优势。回顾南塘的历史，可以发现这里追求民主和权利的渴望从未停止，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始终与大时代环境中的先进组织理念同频共振——1990 末到 2000 初，公民运动风起云涌，维权律师运动和环保运动开始兴起，公民得以通过法律途径和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而南塘也开始组织农民维权抗争，推行基层选举和实行村民自治。2003-2004 年开始，农民组织化的目标逐渐从维权转向建设。如杨云标所述：“以前我们是从有对抗色彩的角度去维权，建立合作社之后，我们的日常工作是用生计发展，文化建设，乡村自治的建设去维权。”[6] 后来，其又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借鉴西方文明，引入议事规则，实现了先进治理理念的本土化（2008 年），这一阶段村里的经济文化事业取得较快发展。杨云标曾在乡建对谈中指出：“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产业振兴、组织振兴，而是一定要回到‘人的振兴’，要思考怎么样让人活得有微笑、有尊严。”[7] 如今，南塘 DAO 的成立延续了组织化创新的传统，标志着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融合的最新尝试。

从维权组织到议事规则、从合作社到南塘 DAO，尽管南塘 DAO 进行了不同的民主组织尝试，过去 30 年里这里可谓是地覆天翻。然而，需要意识到，无论组织形式如何创新，关键是要聚焦于“人的链接”，解决当地农民的根本需要。值得欣慰的是，过去和正在进行的的种种尝试已然产生了不错的“链接”效应，DAO 成员与合作社成员共居、共学一段时间后，一些美妙的化学反应正在悄然发生着。在地考察时，我观察到当地年轻人在面对集体做饭的分工难题时，主动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通过“动议”与“复议”高效协商并形成分工共识。我也感受到在地青年平权意识的萌芽，他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共同思考在地工作、生活等事务中存在的决策不够透明、权责不够清晰、规则不够明确等问题。这种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的萌芽，将会是南塘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在另一边，合作社也在拓宽思路，计划着手打造服务数字游民的“第三空间”，以连接更广泛的年轻群体。在看见彼此的需求的基础上，用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做事，也许会是这片土地上生发出新可能性的动力源泉。

（七）写在最后

二

尽管存在冲突，乡建与 Web3 的交融前景可期。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洗礼，双方有望在冲突中磨合出共识，形成兼顾个体自治与集体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未来的实践中，南塘 DAO 在推广 Web3 的技术和治理模式的同时，更需植根于乡村的文化土壤和村民的切身利益，着眼于解决乡村最根本的需求，让新的数字技术真正触及乡村社会的灵魂。

如何看待 DAO 在乡村的探索？

乡建与 DAO 宛如两个原本相切的圆：乡建承载着复兴乡村的实践与情怀，DAO 则以去中心化的技术理念重塑信任与协作机制。近年来，这两个领域开始交汇，吸引了投身乡村的 Web3 从业者与渴望拥抱新技术的乡建人士。然而，由于接触时间短暂、价值观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这一交集内部难免产生摩擦，既有去中心化自治逻辑与乡村集体主义文化的碰撞，也有外来理念与本土传统的磨合。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DAO 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如何找到自身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范围与能力边界？以南塘 DAO 的实践为例，如果南塘豆的发行仅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积分体系（如工分制）的数字化复刻，而其可用性、易用性甚至难以超越其他既有的“另类货币”（Alternative Currency）[8]；如果基于代币的投票只是换到 Web3 数字平台的直接民主，却将村民实质性地排斥在民主决策流程之外，我们又能期待这种所谓的组织“创新”给乡村社会带来多少变化？这些问题虽以南塘 DAO 为具体载体，实则是对于未来所有乡建 DAO 或类似组织的普遍拷问。

此外，必须承认的是，DAO 并非解决所有组织治理问题的终极答案。任何组织设计都并非完美，治理过程中的权衡与抉择才是组织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关键。[9] 不同组织形态各有利弊，彼此之间是共存关系而非相互取代。如果将去中心化和自治程度视作光谱，历史上的各类组织，以及同一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处于这一光谱的不同位置上。很多 DAO 的失败都是源于缺少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认识，想做商业项目，发现还是用比较中心化的方式更好。想 DAO 的方式分配资金，但往往大多数人也不是受益者，而且经济支持往往会被少数人垄断。有一些专注于建设社区网络的 DAO，发现好像也找不到 DAO 的位置。一个生动的例子是，Uniswap 基金会在一次投票时，决定为 Uniswap v4 和 Unichain 提供 1.65 亿美元的流动性挖矿奖励，引发了 DAO 内部的愤怒。成员质疑为什么基金会要出钱，而 Uniswap Labs ( 中心化实体 ) 却从前端费用中赚取数百万美元？[10]

因此，相比追求建立一个完美的 DAO，乡建的实践者们更应该思考和探索一些实际问题：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以 DAO 的方式组织人员？DAO 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在 DAO 中，哪些决策适合“集思广益”，哪些又需要“一锤定音”？尽管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真正的 DAO 或许也从来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但理想主义者可以欣慰的是，DAO 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才是推动人类组织形态持续优化的真正动力源泉。

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是否适用于南塘？

南塘未必需要一个外来的 DAO，但 DAO 的理念——透明、参与、去中心化——无疑能为合作社的治理提供启发。借鉴这样的外来经验，南塘可以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基础上，逐步引入去中心化的治理机制，从而实现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发展。以资金互助项目为例，部分村民在接受访谈时表达了对合作社投资“乡贤”的不满，若当时引入去中心化决策机制，村民通过投票共同决定资金流向，或许能避免或减轻悲剧的发生。即使村民的不满可能属于事后之言，这种情绪也反映出社区对决策过程的疏离感。去中心化治理不仅能提升社区成员的参与感，还可通过分散风险增强决策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此外，在地观察期间，我感受到合作社当前的运作模式正影响着包括实习生项目在内的每一个环节，呈现出一种尴尬的中间状态：既缺乏公司制企业那样的严谨规章和高效执行，也不具备自组织社区自下而上涌现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南塘需要在层级制与去中心化之间做出抉择。一种选择是全面采用层级制，明确标哥作为 CEO 的角色，刘兵作为董事和投资人，构建清晰的决策链条；另一种选择是尝试多中心化运作，将小型项目的决策权下放给实习生或正式员工，标哥和兵哥则专注于提供资源支持。这种方式能激发团队的创造力，同时保留必要的协调与支持。

南塘 DAO 伙伴们的期望

我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对南塘 DAO 未来期望及下一步发展路径的看法，下面是部分成员的回应：

必兵强调持续变革与开放性，鼓励更多人参与以推动南塘 DAO 的发展。“改变是必然的。我们肯定是要不断地去求变，然后不断地去开拓新的战场，然后开拓新的思路”。他认为需要整合不同的人群，“把两种不同的人然后去拧到一起，然后朝着一个目标去做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并通过扩大参与来提升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让更多人去知道我们在做事，然后吸引更多的人进来”。

标哥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强调人的核心作用，并希望南塘 DAO 聚焦务实行动。他语重心长地说，“并非希望南塘 DAO 消亡，因为自己也是受益者”，而是希望“他们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他觉得大家应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如果 Web3 伙伴把自己身体搞垮了，精神搞抑郁了，连饭都不能好好吃，那 Web3 意义在哪里呢？”

Cikey 说希望大家“生活的开心点，玩的开心点。起码这个叙事是可以说出去的，可以滋养人的。做一些实在的事情。能在乡村能做一件事情总归是一件好事。”

偏偏觉得应该“做一些在地的事情，还是实实在在，不要太飘渺。”

跳则说自己“对于南塘 DAO 没有办法产生认同，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团队”，“我可能要信任一个人才好做事，但是有些人可能一直都没有建立信任的关系”。他认为南塘 DAO“最好的情况可能是变成一个资金发放的平台”，而在具体的事务层面，则“更适合以项目组的形式，组建更紧密的团队去推进”。

小白对南塘 DAO 的现状表示担忧，但对可能的合作与发展持开放态度。“南塘 DAO 很多成员认为已经不适合在南塘待下去了，说实话我有点担忧，但可能后续，也会出现分裂问题”。他希望云乡 DAO 能成为与南塘 DAO 愿景相近的伙伴，“大家互相合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反对用“孵化”形容这种关系。

余星关注于减少内耗，推动 Web3 与乡建的结合，进入实质性阶段。“让想做事情的人不要陷入到争吵中了，他根本目标在于隔绝混乱，在一个更有序的环境里，可以真正的去做上线 Web3 一些事情出来。”他认为南塘 DAO 已完成探索期，“我们不能不可能一直是在摸索期”，并指出当前乡建与 Web3 的结合已具影响力，“我们是时候去做一些乡建 Web3 结合的事情而非只是探索的事情”。

我的感受

写下这段结尾时，我已经结束了在南塘的生活和考察。如果要说这段时间我收获了什么，我想是一些真切而深刻的感受。在分析南塘 DAO 成员的持币量时，我深刻体会到数据分析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显著差异”，而是每一次数据变化背后所承载的一段段鲜活的故事。我见证了许多人满怀期待地来到这里，通过在社区的贡献获得首次激励；也目睹了出资人刘兵在某种程度上“被迫”赋予投票权；更感动于大家团结一心，用实际行动帮助乡村里的债权人。当然，我也看到有人清空自己的南塘豆，或是选择离开社区，从此不再参与交易。在这里，我暂时抛开了理论模型和因果关系的束缚，真切地感受到数据背后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或许我仍会为博士毕业和论文发表而焦虑，但至少在面对这组数据时，我的内心是踏实的。

我重新审视了 DAO 的意义。起初，我的采访提纲充斥着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和未来发展路径等宏大议题，却可能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追根究底，DAO 本身或许并不承载任何固有意义，去中心化可能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追求，而自治、自主、自动等概念也显得模糊不清，宛如文字游戏。然而，当一群人提出要以 DAO 的方式建设乡村时，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和追求：乡村值得被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可以更好地连接，共同完成一些事情，或是仅仅进行讨论，从而重建彼此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南塘不知 DAO 或许比南塘 DAO 更贴近 DAO 在乡村的真正意义。尤其是在南塘 DAO 主要成员迁往成都吾乡开拓业务之际，南塘 DAO 发起了“好好生活”的提案，旨在“把人更好地组织起来”，这可能正是 DAO 所应承载的更深层次意义。在访谈中，我曾询问每个人关于 DAO 与乡村的关系——究竟是 DAO 更需要乡村的土壤，还是乡村需要 DAO 的技术？我想，答案或许是：乡村和 DAO 本身并不相互需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以及他们之间建立起的连接。

最后，虽然我最初是怀着研究 DAO 的目的来到这片土地，但我的收获却远超研究本身。以合作社志愿者的身份，我结识了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经历的人们：有人立志扎根乡村，学习生态农业；有人厌倦了城市生活，来到乡村寻求心灵的慰藉；还有人带着迷茫与追问，试图在土地与人群的交织中找到人生的方向。这是一群极具多元性的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从广州到辽宁，从贵州到浙江；其中既有亿万富翁，也有负债累累者；有香港顶尖名校的博士后，也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为何而来？我想，是这里开放包容的土壤，是居民对规则与秩序的敬畏，更是这群人心中共有的、那份未被磨灭的理想主义光芒。

感谢刘兵哥、标哥、跳、余星、必兵、偏偏、淑惠、小白、健乔、杨振、方方、Cikey、债权人刘大爷、债权人常大爷，感谢他们愿意陪我聊天，分享这里的故事和他们的感受。感谢张栋、甘雨、宝石、可依、朝林、家乐、菡白、文亮、静怡陪我一起共居和生活，度过一段足够充实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