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密林回音第一期，编辑部选择 Geert Lovink《社交媒体深渊》第七章“要让比特币存活，它必须死去”的部分内容。

该书由网络社会研究所策划、翻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Author: Geert Lovink

Edit: Alexis

目录：

替代性货币 VS.补充性货币

（再次）占领还是撤离？两个都要

信托 vs.验证，加密价值

庞氏救世主义与算法式信托

“免费的钱”

可能未来的分岔

比特币后的比特币

货币岛的可能

全文约 12500 字，阅读时间 33 分钟

尽管替代性货币与补充性货币都在主流经济和金融外运作，区分困难，还是有必要理解二者的区别。二者在概念、目标和运作模式上都相当不同，且常常体现着截然不同的政策。

补充性货币主要侧重于地方，根据大环境的不同，它们的规模差异也很大：比如瑞士 WIR 银行在全国运营，其他国家的一些地方性货币的规模则不超出一个中型城市或省份。但尽管补充性货币是地方性的，却也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正如补充性货币的名字所暗示的，它们的目标既谦逊又长远；它们通常会与所流通的（国家）领域中“实际存在的”账户货币挂钩，而不打算完全取代后者（许多都采用“混合”支付方式，一部分是“地方性”货币，一部分是“真正的”货币）。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它们的规模还会更受限。

而替代性加密虚拟货币能在更大的，甚至全球范围内运作。但这些系统的参与人数却以不同方式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它们实际是排除性的（exclusive）。比特币将自身神话化为试图取代和替换现有货币制度的替代性货币。出于这个目标，它不愿在范围和程度上受地理或经济的限制。但比特币的长处和弱点都在于：它没有一个能以基种方式为其保价，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它的“权威”。比特币使用者坚信这种组织形式是它的主要优势所在，这一论点在宜传上是有效的，但在“现实世界”中却相当荒唐。况且，比特币社区内部也正萌生出一个想要被“系统”（含义尚不明确）承认和认证的派别——这个例子也体现了比特币“公开的矛盾”。

比特币的原初构想中最矛盾的一点，是它对黃金商品（gold commodity）毫无想象力的模仿。按照定义，虚拟的“挖矿”可以无限进行，但比特币发明者却希望可挖掘总量像黄金一样有限，这就设置了一种人为的稀缺性；因此许多评论者称比特币是个“前 71”（pre-71）项目。实际上，比特币是想将金本位制引入虚拟空间，这样就不能任意增加世界上的货币总量。

在现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下，能够流通的美元和欧元总额是由联邦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ECB）人为规定并创造的。比特币模式的第一个矛盾意味着，原生数字货币并不一定要是数字的。或者换句话说，与其派殖民地工人和机器去挖真的金矿，不如只用电脑完成结构相似的工作——这使“物质” 资源的虚构性变得无关紧要。

如果比特币一方面是对通货膨胀 / 债务式经济的出色的数字否定，但同时又是向类似生产模式的虚拟回归，它想做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它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操演式地（performatively）为目前彻底悬空的经济所导致的可悲经济模式表示哀叹。

比特币和占领运动在历史上同时发生，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巧合。互联网加密货市体现一人们对借助技术从（不公正的）规章中解放出来的渴望。它产生于大灾难之后（在史诗级的金融危机期间）“重新开始”的意愿，并在象征和物质两方面结束这场无止境的经济衰退。

极客和 IT 创业者对比特币的热情源于大众对经济衰退下金融系统的普遍幻灭，这种幻灭又和早先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改版相遇。它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它继承着那个早先阶段全部的矛盾。比特币希望二者兼得，这也难怪它的支持者群体对于美元在其“替代性”模型中发挥的双重角色古怪地保持沉默——他们把美元接受为默认的参照，但作为法定货币，美元参与了比特币使用者批评过的一切罪恶，尤其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美元是美国的“帝国”通货，它虽然在世界流通无阻，但依然遵循美联储（它几乎只考虑美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单方决定。美元作为美国“结构性垄断”的工具和执行者，附带了“过多的特权”。与这样一个特准系统挂钩，比特币的位置依然模糊，有待澄清。但可以说，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货币是不应以美元（或欧元、日元、英镑等）为参照的。

比特币急于重组下一个“技术”精英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或许能从当代权力浑浊的复杂性中获取足够的逃逸速度。因此我们可以把比特币理解为特权阶层的化身，它们希望摆脱乱糟糟的日常现实和混乱的社会领域。比特币信奉者们相信，这次经济将由一群技术自由主义者引领，摆脱银行和政客卑鄙、腐败的独裁。

不能把比特币看作某种底层（subaltern）的民间运动，但它的意识形态确实反映了一种对现存组织形式和实践的深刻且更为普遍的怀疑。比特币的总体倾向是结构性地从社会中撤离：这是“我们”的货币，不是他们的。在崩塌的全球资本主义废墟中，我们还能要求别的么？我们又假定谁（或什么）正在倾听这些要求？比特币能够作为下一代货币系统的蓝图么？比特币的结构并非唯一可能的替代选择。一切都还有待争取，包括比特币项目本身的前提。我们应当直面比特币的庞氏救世主义（Ponzi messianism）、它的规模和稀缺政策（politics of scarcity）、特里伯·肖尔茨（Trebor Scholz）等人提到的无管制金钱与免费劳动力的关系，以及技术 - 政治方案可以采用的各种不同信托方式。

规模性（scalability）相对于交易的范围与便捷；替代货币相对于补充货币，在这些选择和矛盾的背后的问题是信托与价值，以及相应的责任、问责制度和义务。信托与价值的关系相当复杂，这两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且互为因果，我们该怎么理解它们？这一困境或许有些难懂，但这对于理解当今金钱的作用，进而思考替代货币的机会和限制来说十分关键。

因此，先让我们看看这两个概念不重合的部分。

信托主要涉及技术设计的阶段，与货币相关的信托具有不同的形式。需要区分“契约信托”和“分散式信托”，前者是西方正式金融关系的基础，后者是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到目前为止提出的基于算法的替代性系统。除了“契约信托”还有另一种可能更有社会意义的替代品，它基于事前验证（ex-ante verification），因此“默认不信任”（distrust by default）。我们可以称它为“社群信托”（community trust），它是事后执行的（post-facto enforced），也就是基于社会集体建构的担保。社群信托向来是东方做生意的标准方式，金融犯罪极少发生。当我们构想非自由主义的替代性货币系统时不应忘记它。

货币价值的一部分是自主决定的，或者说是独立于信托的，是“在交易完成后”对交换的完全主观的评估。换句话说，货币没有所谓的内在价值，它首先是用于交换、转账和运动的。

从这个角度理解各个替代性货币体系，我们便会发现，对大多数货币体系来说，“已完成交易”中持有的货币量是相对不重要的，它可能没有任何净值—正如所谓的“滞期费”（demurragecurrencies）。真正的替代性货币需要有并行的决议工具（resolution instruments）（一种原初的社交性，proto-sociality），不能只是价值的标志。

当然，信托与价值的重合是货币设计难题中更有意思的一部分。加密货币的提倡者坚持认为，可以方便有效地用加密验证（cryptographic proof）取代“人的”信托。销声匿迹的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简练地将其表述为“数字转账……无须依赖信托，而应基于加密验证”。

在他看来社交互动是一种阻碍，或者说是弱连接，应当尽量绕开或消除它。可惜比特币对后人类科技的信任似乎并不适用于程序员们自己，“太过人性”的码农、比特矿工和交易所有者（exchange-owners）似乎都无须遵守规则。由于怀着对算法的坚定信任，丝路网络事件被看作是使比特币信徒们难以（在 2008 年后的经济状况下）在批判性公共媒体领域感到合法的主要因素。很快，越来越多的麻烦都被统统归于日本比特币交易平台 Mt Gox，它的倒闭使大量忠实的投资者的货币凭空蒸发。

我写这本书期间，关于区块大小的争论几乎要把比特币从内部撕裂为两个派系，但没人知道事情将如何展开。一方面，从一开始就支持比特币的传统程序员支持延长区块链，这意味着区块链内的交易次数增加，区块链的系统容量也要增加。另一方面，切断比特币开矿和区块链也是个可行的提议（这是我和一起研究的同事帕特里斯·里门斯［Patrice Riemens］提出的），但这样遇到的问题就是信托。因为区块链能确保比特币的有效性，确保一个比特币不会被用两次的分散式验证算法，基本上接近于“比特教”中的神。无论何种情形，如果比特币分裂了，一个结果可能是，分裂出来的两种比特币之同无法彼此交换。更真白地说，最终无法被抹除的人与人的互动才是最重要的。这正是一切“技术解决主义”（techno-solutionism）（如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所定义）的本体论盲点所在。比特币始终坚信算法和机器，而不信任容易犯错、有偏向的人类，这也提醒了我们它顽固的“盎格鲁裔”（Anglo）起源。

在“高科技”语境下，我们不能低估莫罗佐夫“技术解决主义”概念的重要性。比特币就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能够用一种技术方案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莫罗佐夫并不是说社会和政治问题不真实，也不是说技术和技术设施对这些问题没有帮助。他对“技术解决主义”的批判的要点在于：首先，重新评估问题是如何被看作“问题”的（在政治上，伪善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考察人们认同的那些解决方案的现实代价。比如，今天人们似乎还没有认识到，用软件解决问题和对食品系统的法律进行调控并不一样。类似地，按照莫罗佐夫的理解，比特币试图为政治问题设计一个“算法”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比特币的原初构想基于这样一种普遍信念：“政治令人恶心”，它永远令人恶心，而技术解决方案总是比社会性方案“更好”“更干净”。用他们的话说，这是“用纯粹数学的美丽取代一团糟的社会交往”。比特币的信徒坚信，真正重要的是掌握技术，掌握技术的人理应统治（但统治什么呢？）。换句话说，比特币系统的成功表明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应当是比特币用户，而非政治家。不过，在这一点上莫罗佐夫优秀的现实理论（realtheorie）可能已经走上了死胡同。从策略角度说，对一切形式的权力的失望所导致的老生常谈和创伤一一这也导致了“去过那儿了、做过这个了”的无动于衷和犬儒主义确实能加强比特币的势头。但莫罗佐夫的论证也没有重新开启对这一话题的讨论：由于缺乏对活生生的替代性实践的理解，他那种只呼唤“回到政治”、远离算法的主张很成问题，它掩饰了西方民主程序的道德破产。尤其是，莫罗佐夫的欧陆技术批判还在试图取悦自由主义报纸和现有的出版商的“旧媒体”，它们的商业模式正在数字、新媒体和兴起的中介组织猛攻下摇摇欲坠。

投机性金融复合体的庞大规模，也就是比特币产生时所对抗的宏观经济背景，总是令人难以把握。长时间以来，货币与财政收支平衡在量和流通速度上都已经失控，量的失控也是由流通速度的失控导致的。对许多人来说，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破裂。确实，与投机性金融操作相比，日常的实际需要、具体生产和基于服务的经济显得很渺小。当人们把金融化与比特币的设计、指数（index）和规模可变性结合在一起思考，对比特币未来之叙事的实质问题就浮现了。比特币主要用于小额或微支付领域，与直观相反，虽然比特币是由金融工程师阶层设想并开发的，它的规模却与投机性金融工具相反。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表明，目前形式的比特币的规模，甚至不足以产生一个较小型的替代性经济或金融系统。这恰恰是因为比特币可挖掘的数量被人为限制了：其总量至多 2100 万，即使细分为小数点后 9 位的单位，至多也只能有 2200 亿个微支付单元。假如保守估计每枚比特币值 100 美元的话，每个单元相当于 1 美分。按照 1 美元等于 100 美分来计算，最多可以有 22 亿的“比特币美元”这样的经济规模无论如何都很小……你可以自己算算。

对不同的社会 / 经济阶层来说，价格上涨与货币贬值会产生不同影响。随着价格的上涨，在“底层”受罪的穷人的消费会受影响，他们必须想办法用低收入过活，但他们并不占有财富。富人，尤其是巨富们占有大量财富，但通常是以有形资产或所有权契约的形式（股份、企业股份等），货币余额（monetary balance）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最受威胁的是中产阶级的财产（通常是用于养老的存款）。我们在过去的通货膨胀与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中产阶级的存款被抹去，给好几代人造成了创伤。比特币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修复实体经济的衰落问题，甚至还走向了相反方向。

比特币潜在流通规模的最大值无论是同目前金融、投机和结余相比（这是个公认的问题），还是与运行“实体经济”本身所需的额度相比，都相形见绌。比特币的基本计量单位只能达到小数点后 9 位，把比特币的可用性限于地方性货币而非全球货币。这只是一个困难，却非常实际，它阻碍了比特币成为目前全球货币分配的真正替代品。比特币信徒们否认这一现实的做法很不坦率。尽管比特币作为金融工具能提供的选项十分有限（主要是点对点转账），它的核心成员却坚信它作为支付系统和在全球范围内被迅速接纳的优越性，并且认为比特币的使用本身证明了它具有解放和大规模接管货币 / 金融系统的潜力，却忽略了文化、政治的问题与差异。他们的论证主要依赖 “不可避免性“的逻辑，而非结构性分析，这正是一切救世宗教（messianic religion）的标志。对比特币的膜拜式认可也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比特市个做的流行、应用程序和夸张的杂志，以及成员在赌博网站上公然抛售（off-loading）比特币，等等。

如果说比特币的稀缺性是设计的产物，而不是程序缺陷或能通过更强大的计算机逐步克服的技术限制，我们就必须将稀缺性看作它价值 / 估值（valuation）的矛盾一个特征。确实，比特币的金字塔结构牺牲了易受骗的后来者，使早期玩家成为胜利者，这很难说是偶然：它是个典型的技客精英项目。事实上对比特币的多个重要批判就是它的设计类似手庞氏骗局。

比特币信徒们对这一指责的反驳是，这些批评者既不明白比特币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也不理解庞氏骗局意味着什么。但这二者的相似之处太明显，使人想起“鸭子测试”（Duck test）的寓言（“如果它看起来像鸭子……”）。比特币对供应量刻意构造的限制会使币值自动攀升；

如果说一个支付系统（更别说是替代性经济了）一方面鼓励投机，却又限制它的使用，那么它究竟算是什么？稀缺性逻辑基于极客的一种相当“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t）的愿望，即希望回到黄金一类东西的可靠性上——一种客观化的、在物质上不受时间影响的“中立性”，同时又避免黄金的物质性缺点（这很容易被数字的魔法废除）。虚拟黄金？发明一种稀缺的、前尼克松时代黄金的这种复古未来主义幻想与点对点的模型难以相容。它会导致贮藏的态度，并加剧比特币信徒对通货膨胀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这种对通货膨胀难以释怀的恐惧，以及用户对贮藏一种所谓“价值只能增长”的货币的意愿，都体现了比特币的中产阶级性质。“贮藏者赋予比特币以价值”的说法是疯狂的，关于比特币的文章中充斥着这种矛盾的说法和理论，它们都是与贮藏激情一同产生的。如果说法定货币的原罪是通胀，比特币的原罪则是贮藏者与花钱者的对立：正如比特币信徒们自己也同意的，这一系统的模式使它格外适合点对点交易。但就实际目的来说，这种便捷性是排外的。当比特币涨价，人们就缺乏使用或出售它的动力，永远不会动用它。只有输家才会售出比特币。对于比特币社区本身而言，他们假装这些矛盾不是问题：你可以拿着蛋糕也可以吃掉它（也可以逐渐拥有糕点铺）。比特币模式通货紧缩的维度不仅让主流经济学家或政治家讨厌，还进一步强化了信徒们对转账交易的厌恶—比特币存在的主要理由便意味着，使用它就等同于迫不得已的出售。这样，比特币就成了它的起源——粗鲁的个人主义加上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公理：“贪婪是好的”——的牺牲品。它从未成为社会交换的一个有效经济系统。挖矿的原则（比特币的根本神话和首要动力）指向黑暗的过去，而非我们共同的未来。真正的替代性货币应当考虑到能让它无数人所用的必要条件。没有人会为了方便他们自己和几个朋友的使用而设计一种替代性货币，这是经济交换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奴隶不需要比特币，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屈从于现有经济了。

显然，代码不仅是法则，也是生活。

2014—2015 年，比特币达到了它的“巡航速度”（虽然仍一路颠簸）。不只有比特币信众们注意到了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既有的权力也想通过它们的金融 / 货币武器来监管这群街头顽童（new kids on theblock）。比特币“社区”的部分成员也决定这样做，既因为想要比特币在更大范围内被承认和接受，也因为比特币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名声又受到了一系列爆炸性丑闻的破坏：比如 2014 年 2 月日本比特币交易网站 MIt Gox 的神秘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价值 4.5 亿美元的 85 万枚比特币），毒品交易平台丝路网站所有者被定罪的消息。

当然，接受一个中央的外部权威监管与比特币的核心信条彻底不符。这一点不仅体现了比特币“公开的矛盾”，也撕裂了比特币社群和基金会。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论证说，调控比特币会将它降格为一个华而不实的金融工具，但无论如何，这的确是“金融部门”的看法。

比起一种主流的、受调控的比特币，未来的货币多半依然会分裂为道德破产的官方货币和非正式的地方性货币两种。对 P2P 支付的需要只会继续增加。如我们所知，在中小型经济活动者之间的普通货币交易方面，银行系统基本上已经失效。低利息率等因素“迫使”银行收取高额服务费和手续费，而无处不在的电子网络则承诺了几乎免费的交易和资金转移（如此等等，更多的服务）。一般的支付将不可避免地退出笨拙而昂贵的银行系统，各类其他平台（基于区块链技术）将占据空位。这一演变在手机领域已经开始了，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交换过程完全掌握在参与者手中，没有中间管理者介入的 P2P 转账将会实现这个趋势。

比特币自认为是快节奏货币领域变迁的终极解决方案，这在实践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重重矛盾带来了分叉（forking）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比特币之后的各种“比特币”（Bitcoins after Bitcoin）。另外，也可以向“元（meta）比特币”的方向发展，建立各种加密货币都适用的元交换（如以太坊）。无论沿着哪个方向，它们都会回到信托的本质，尤其是从现实设计的角度关注在“可运作的规模内”（working scale）契约信托和分散式信托的区别。

比特币的未来是光明的，但这要等到比特币终结之后才会展开。永别吧，文克莱沃斯兄弟（Winkelvoss Bros）。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运作的小额（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无论是地方性还是超地方性的、被叫作替代性货币还是当代货币—一是不可阻挡的。就应用和经济效用而言，最麻烦的部分在于它们和“实际存在的”货币（欧元、英镑、美元等）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补充性货币远比替代性货币灵活。银行系统还没有为这些技术进步做好准备，尤其是在“零售”方面（更不用说随时可能崩塌的金融 / 货币体系了）。就零售而言，非银行、非中心化监管的电子支付系统有一天很可能会取胜，尤其在个体间的转账方面。银行已经开始想摆脱个体客户了，这些人的小额房贷（puppet housepayments）和昂贵的客服要求都很麻烦，减少支行和高昂的费用也没能吓走他们。尽管银行想尽办法要摆脱像 Johnsons 这样的收购者，它们的利润率依然很低。这种状况何时、如何才能“翻转”还只能推测，它受到包括政治在内的许多因素的影响。不过更确定的是，即将出现的新货币不会用比特币结算，至少不会用目前这种比特币。

比特币极大推进了关于货币演变的思考，催生了许多类似的实验和局部解决方案，也通过试错在社会和技术平面上为其他人清理了障碍。这是比特币最主要、最不容置疑的功绩。从网络中诞生的各种新版本货币还将继续，与此同时，非洲移动货币的大规模使用也是一部有趣的“教育剧”（Lehrstick）。非洲的经验很难被应用到银行体系仍牢牢掌握经济的区域。移动货币与比特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属于从银行向电信公司转移这一更大的技术历史转变。比特币一开始完全是基于互联网的，但它并不明确地认为自己建立在电信基础结构上；互联网和手机是它“先验”的无意识。

如果比特币不是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这些矛盾的愿景，或者“只是”想成为（内嵌的）支付协议—一比如嵌在 HTML 中，那它将是一项真正大胆的事业。剥去比特币自由主义的挖矿仪式和区块链宗教，看看它还剩下什么，这会是个有趣的实验。目前，加密货币是我们时代的先锋运动。按照我们的时代精神，这种先锋运动既非进步的也非艺术的（拜托，别提美学，我们是彻底的极客）。但如果这一切失败了，它总是能作为一件艺术品、一个货真价实的（反）社会雕塑（不太像杜尚或者博伊斯，更像是新未来主义）回溯性地进入历史。确实，比特币完全是技术和创业性的，它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无论是否有意。正如纳撒尼尔·波普在《数字黄金》一书中对比特币的评论：“比特币承诺会让每个用户分享它的利润，但截至 2014 年，比特币经济的大部分都是由少数在比特币诞生之前就足够富有的人掌握的，只有他们有机会向这个新系统投资。每天新发行的大部分新比特币都被少数几个大型挖矿团伙纳入囊中。”确实，它对社会的塑形极为有限。

目前除比特币以外还有许多种替代性货币模式。出于对未来的不良预感（从无止境的经济停滞到彻底的崩盘），它们全都从当前的货币和金融系统中脱离了出去。正如大多数人想要拥抱开放、开始调动社会力量时所做的，这些替代性货币往往只关注易取得的成果，而忽视了恼人的现实。它们大多都渴望从政治领域中抽身，因此它们的方案难免被指责为区域化或封闭的。换句话说，它们的规模无法扩展到能满足大型复杂社会的要求。正如经济学家和希腊前金融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准确指出的：“去政治化的货币无法‘驱动’发达工业社会。”用“小即美”的说法来反驳这一论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呼吁彻底检修现有社会秩序（或者摆脱它），发起“回归土地”和普遍“去增长”（de-growth）的运动。

另一方面，考虑到技术的进展，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未来的货币和支付系统将主要甚至完全是数字的。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但与目前替代性模型的倡导者们（他们想把东西掌握在自己手中）和“大牌”银行机构（他们始终对这一技术演变保持警惕）设想的不同。

在他们看来，比特币和目前其他的加密货币模型只是大胆的领跑者——技术还会继续成熟，货币和其他领域内的新品牌还将产生，但他们认为金融网络化的非物质性（the networked immaterality of finance）将广泛流行。无论是试着赌一把，还是勉强加入这一发展，银行主要担心的只是错过机会。它们和自由主义群众一样，对“货币的未来”怀有同样的期待—只是不那么有激情，我们暂时可以忽略它们。数字精英们狂热的技术乐观主义使他们假设全球范围内快速且几乎免费的支付很快（如果不是立即）就能实现，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将面临一系列更棘手甚至令人尴尬的举措和随之而来的高风险，这将威胁到技术自由主义者的共识。

从以数字为主的混合支付过渡到完全且专有的数字化支付系统，转换并非全无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说，IT 领域内的许多相关问题和潜在故障还没有被察觉（它们已经通过一系列事故暴露了出来，但又被轻视或简单忽视了）。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不仅影响到货币和金融，还关涉到我们的整个社会秩序。数字解决方案的推崇者和支持者们无法或不愿意讨论这些，因为这种朝向彻底网络化的“虚拟”系统的演变对他们来说过于自然、明显，甚至势不可当，但这种思路相当不坦诚。自由主义者们不愿承认把货币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变得数字化的进程，其实在 1970 年代金融系统（出于备种现实目的）被私有化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货币彻底的数字化只是在技术上延续了这一潮流。自由主义者们抱怨的只是未能在银行等机构之前成为第一批获利者。

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并纠正最近萨斯基娅·萨森提出的“金融与货币无关”的这一普遍误解。如今金融系统已经完全脱离了公众理解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货币，但同时它还维持着与货币的单方面掠夺关系——这是它不配拥有的合法性（如今正摇摇欲坠）的基础。

当各色加密货币的信奉者解读金融体系在过去 30 年内的演变时，他们感到金钱被金融扣押，担心财产被“大征收”（Great Dispossession），这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征收货币资产的想法。甚至这种共识的目的可能就在于此。在加密货币的推崇者和程序员看来，可以靠分散式算法模型——它完全能防御外来干预和收缴——避免这一威胁。这个逻辑在技术层面或许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但这个问题就留给极客们讨论吧），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太过天真了。

从为全球正义、团结和财富再分配而斗争的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比特币的贮藏原则是不可容忍的。必须用一个发行货币、规定它与其他货币相对交换价值的独立机构，取代“挖矿”这种使“先驱者”获益的价值累积模式。这不一定需要通过民族国家或已有的国际管理机构来实现。我在这里的批判，不是想提出某种“修正主义”政策，来抹消比特币的无政府主义根基，然后重新引导比特币。但要说清的是，很难把比特币这种替代性金融体系的病态创业逻辑合法化—这一逻辑只利于创业者和早期投资者，却让普通用户和那些持续投资的人两手空空，只因为他们来晚了一点。比特币（和它之后的类似项目）需要回炉重造，找到不同于价值挖矿原则的真正替代性操作原则（也不那么费电）。

如果把挖矿操作从比特币中剔除，我认为剩下的问题就是信托了。信托是比特币模型的主要弱点，因为它假定强大、永远在线，无须付费的计算机、服务器群和云服务将永远不变，在技术上却没有考虑支撑着它们的基础设施的复杂和脆弱。下一代加密货币可能不再把区块链当作“设计式信托”（designed trust）的实现装置，“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安置任何货币系统都需要的信托。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规模可变性的问题上：也就是说，随着货币系统参与人数的增加，一个公正的“强制权威”（被自愿接受就够了）的需要也会变得紧迫。如果我们能断绝比特币对基础设施的寄生关系，它又会变成什么样？

要不了多久，金融科技界的失业程序员组成的算法大军就将侵入数字货币领域（由于对冲基金的失败，这一进程已经开始）。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莫罗佐夫所说的“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solutions in search of a problem）—对一个并非由于技术因素而崩塌的系统来说无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基于验证的加密货币和基于信托的数字货币（即法定数字货币）可能将为统治权而展开竞争，对替代性和补充性货币模型的探索也将同步展开。在未来“观念的竞争市场”中，算法大军无疑将激烈宣称，他们经过技术检验的模型是唯一的出路。但真正的替代性经济需要一种不同的信托形式。这种信托将主要是地方性且由社会分配的。因此，真正的替代性（数字）经济能否达到一定规模，还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