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希望自己被保存在一桶马德拉酒中，以备日后复活，并遗憾地表示自己生于科学尚处襁褓之中的年代，因此这一愿望难以实现。自那以后，科学已经稍稍成熟了一些。1962 年，罗伯特·艾廷格（Robert Ettinger）出版了《永生的前景》（The Prospect of Immortality）一书，提出了“低温悬置”（cryonic suspension）的概念。艾廷格认为，既然医学技术在持续进步，而科学也发现，在足够低的温度下，化学活动可以完全停止，那么我们如今应当可以将一个人（用液氮）冷冻保存起来，直到未来技术足够先进，可以修复冷冻所造成的损伤，并逆转失活的最初原因。艾廷格相信，低温技术提供了一张通往未来的“车票”。

然而，大众并未蜂拥而至登上这辆列车。低温技术始终只是传统疾病处置手段（如火化或安葬）的一种边缘替代方案。这一实践未能被纳入主流临床体系，而是由少数爱好者以低成本方式进行操作。两个早期的低温公司破产，其“患者”被迫解冻。与此同时，冷冻过程中因体内结冰而导致严重细胞损伤的问题也逐渐为人所知。结果，低温技术获得了“恐怖骗局”的名声。2002 年棒球明星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接受低温处理所引发的媒体争议表明，公众对这一技术的看法数十年来并无多大改观。

尽管低温技术在形象上颇受诟病，早期实施上也有失败，该社区仍然保持着活跃，并拥有若干知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成员。悬置协议（suspension protocols）已经得到了改进，在冷冻前注入抗冻剂以抑制冰晶形成已成为标准操作。纳米技术的前景也为未来可能实现的复苏技术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设想。目前，有两家机构提供全面的低温悬置服务：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成立于 1972 年）和低温学会（Cryonics Institute，成立于 1976 年）。阿尔科最近推出了一种新的悬置方法，采用一种被称为“玻璃化”（vitrification）的工艺，进一步减少了悬置过程中微观结构的损伤。

在后来的著作《人变超人》（Man into Superman）（1972 年）中，艾廷格探讨了对人体可能进行的一系列技术改进，延续了霍尔丹（Haldane）与伯纳尔（Bernal）所开创的传统。

另一位早期超人类主义者是 F.M. 埃斯凡迪亚里（F. M. Esfandiary），他后来改名为 FM-2030。作为首批“未来学”教授之一，FM 在 1960 年代于纽约的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教授社会研究课程，并组织了一个被称为“向上派”（UpWingers）的乐观的未来主义者团体。

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革命者？他们是遗传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低温学家、生物技术专家、核科学家、宇宙学家、射电天文学家、宇航员、社会科学家、青年志愿者、国际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科幻作家、规范性思想家、发明家……他们和其他人正在从根本上变革人类的处境。他们的成就与目标远远超越了旧秩序中最激进的意识形态。（Esfandiary 1970）

在他的《你是超人类吗？》（Are you a transhuman?）（1989）一书中，FM 描述了他认为正在出现的“超人类”（transhuman）的种种迹象。在 FM 的术语中，超人类是“过渡性人类”（transitional human），他们凭借技术使用、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建通向后人类时代的进化链接。FM 认为表明超人类身份的迹象包括使用义体、接受整形手术、密集使用远程通讯技术、具有世界主义视野和环球生活方式、具有两性同体倾向、借助媒介生殖（如体外受精）、没有宗教信仰以及拒绝传统家庭价值观。然而，为什么一个拒绝家庭价值、做了鼻部整形手术、并经常乘坐飞机旅行的人，就比其他人更接近“后人类”，这一点从未被令人满意地解释过。

在 1970 至 1980 年代，许多关注生命延续、低温技术、太空殖民、科幻文学与未来主义等主题的组织纷纷涌现。这些团体彼此之间多是孤立的，尽管它们在观念与价值上可能有重叠，却尚未形成统一的世界观。埃德·雷吉斯（Ed Regis）的《伟大的曼波鸡与超人类境况》（Great Mambo Chicken and the Transhuman Condition，1990）以幽默的笔调回顾了这些早期的、处于边缘的“前超人类主义者”：他们中有些人古怪却聪明，试图在自家后院制造火箭，或使用生物反馈仪和迷幻药做实验；有些是科学家正从事更严肃的研究，但他们深受加利福尼亚精神的熏陶。

1988 年，马克斯·莫尔（Max More）与汤姆·莫罗（Tom Morrow）创办了《拓序杂志》（Extropy Magazine）并发行了第一期；1992 年，两人共同创立了“拓序研究所”（Extropy Institute）。“拓序”（extroph）一词作为“熵增”（entropy）的隐喻性反义词被创造出来。该研究所成为一个思想催化剂，促成了多个未来主义社群之间的交流与联合，也促成了诸多新颖观念的“模因组合”。研究所不仅举办了一系列会议，更重要的是运营了“拓序主义者邮件列表”这一线上讨论平台。这一平台成为众多新思想交流与辩论的重要场所。在 1990 年代中期，许多人正是通过该邮件系统首次接触到超人类主义观点。

莫尔原名马克斯·奥康纳（Max O’Connor），自英国移居加利福尼亚后改名为 Max More。他曾谈及新名字的意义（Regis，1994）：

这个名字似乎真正浓缩了我的目标本质：永远改进，绝不停滞。我将努力在一切方面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强健、更健康。它将成为一个不断让我前行的提醒。

莫尔撰写了现代意义上对“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第一份定义，并提出了其个人独特的超人类主义分支——“拓序主义”（extropianism）。该理论强调诸多核心原则，包括“无限扩展”、“自我转化”、“动态乐观”、“智能技术”以及“自发秩序”。拓序主义最初具有明显的自由意志主义色彩，但在后来，More 逐渐淡化了该元素，将“自发秩序”替换为“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一个反对威权式社会控制、倡导权力与责任去中心化的理念（More，2003）。

目前，娜塔莎·维塔—莫尔（Natasha Vita-More）担任拓序研究所的主席。她是一位艺术家与设计师，长期以来致力于发表多种有关超人类主义与拓序艺术的宣言文本。

拓序研究所的会议与邮件列表成为了某些热衷于探讨未来主义议题、但并不倾向于正式参与组织的人士的聚集场所。对于曾活跃于 1990 年代中期的人而言，或许仍记得当时超人类主义社群中几位有着深刻思想的常客，例如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亚历山大·“萨沙”·奇斯连科（Alexander “Sasha” Chislenko）、哈尔·芬尼（Hal Finney）以及罗宾·汉森（Robin Hanson）。在过去十年间，围绕超人类主义的大量讨论主要发生在各类电子邮件讨论组中。虽然这些帖文的质量参差不齐（这还是委婉的说法），但在最佳状态下，这些线上对话所探索的未来科技之潜在影响，在某些方面已远远超前于同期出版的书籍或学术期刊的内容。可以说，互联网在现代超人类主义的孕育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因其促成了思想之间的交流，更可能通过网络时代所弥漫的“非理性繁荣”发挥了更间接的影响。

1998 年初，尼克·博斯特罗姆与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共同创立了“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 WTA），以期为遍布政治光谱的各类超人类主义群体和利益方提供一个统一的组织平台。其目标之一是推动一种更为成熟、具备学术严肃性的超人类主义形式，以摆脱（至少在一些批评者眼中）早期聚会中所出现的“类邪教”气质。WTA 的两份奠基性文件为《超人类主义宣言》（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详见附录）与《超人类主义常见问题解答》（Transhumanist FAQ, 版本 1.0）。其中，宣言旨在简明扼要地阐述超人类主义的基本原则；“FAQ”也是一份达成共识或接近共识的文献，但它在哲学层次上更具野心，因为它系统展开了此前在该运动中仅以暗示方式存在的诸多主题。该文档由博斯特罗姆主笔撰写，但多个重要部分与关键思想亦有其他人士参与贡献，包括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马克思·莫尔（Max More）、美国女性主义与残障权利倡议者凯瑟琳·埃吉斯（Kathryn Aegis），以及当时仍在瑞典学习神经科学的、被誉为“行走的百科全书”的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

大卫·皮尔斯同样发展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超人类主义取向，其伦理基础植根于享乐功利主义（hedonistic utilitarianism）。在其代表作《享乐主义的使命》（The Hedonistic Imperative，2004）中，皮尔斯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主张通过先进的神经技术（短期内依赖药物治疗，长期则可能依赖基因工程）来消除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痛苦。与这一旨在“去除痛苦”的消极议程并驾齐驱，他还提出了一项积极的计划，即“乐园工程”（paradise engineering），其目标是通过重新设计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使所有个体都能体验前所未有的幸福状态。在皮尔斯的乌托邦中，人类的动机系统将不再以“快感 - 痛苦”（pleasure-pain）轴线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幸福梯度”（gradients of bliss）之上。

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TA）的会员数量迅速增长，其地方性分支亦在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该组织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互联网论坛讨论、文件撰写、代表性参与媒体、年度“TransVision”大会的组织，以及学术性线上期刊《超人类主义期刊》（Journal of Transhumanism，后更名为《进化与技术期刊》[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的出版等方面。

WTA 在成立初期运作相当松散，缺乏正式结构。直至 2001 年，三位关键人物——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马克·沃克（Mark Walker，时任《超人类主义期刊》编辑、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哲学家）以及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当时任教于耶鲁大学）——会面，协会才发展进入下一阶段。随后，休斯被选为秘书长，并将其组织能力与精力倾注于 WTA 的建设之中。在短时间内，协会通过了正式章程、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并着手构建一个活跃的国际性地方组织与志愿者网络。目前，WTA 拥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约 3,000 名成员，所从事的活动种类广泛，且皆由志愿者驱动。

近年来，有若干相关组织相继成立，专注于更具体的超人类主义议题，如延长寿命、人工智能、“趋同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纳米 - 生物 - 信息 - 神经技术）带来的法律伦理问题等。其中一个重要机构为“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该智库型非营利组织成立于 2004 年，其宗旨为“推动以伦理方式使用技术以扩展人类能力”。

翻译、校对 | Nechi

排版 | Lelouch

审核 | SuanN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