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高院发布的公众号，事情是这样的：2022 年 6 月，借着 NFT 火遍大江南北的东风，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刘某共同成立了“某古平台”，二人利用区块链技术，将低价购买或从网络免费下载的图片上链铸造成“数字藏品”，在平台上对外销售。同时，二人还谎称某古平台与官方文化协会联合打造、并与多家博物馆合作联合发布“数字藏品”。

两被告人在营销方面，通过公众号等自媒体、社交媒体等渠道，面向社会公众推广了这些“数字藏品”，并承诺只要购买了数字藏品，就能获得：

（1）平台定期以双倍的价格回购特定“数字藏品”；

（2）享受平台分红；

（3）获得元宇宙土地优先购买权。

另外，二被告人同样设计了多个“数字藏品”合成稀有高阶“数字藏品”的“合成玩法”，以及销售积分奖励制度，积分可以兑换现金、某果手机、名酒等物品。

值得注意的是，该平台向用户开放了二级市场，不仅允许用户交易，还存在对敲做市（自买自卖）行为以创造虚假的流动性。

2022 年 9 月底，二被告人停止服务器续费并将“某古平台”关闭，提桶跑路，造成用户无法提现、无法查看“数字藏品”、无法交易数字藏品的后果。根据法院给出的数据，而被告人的行为总共造成数千名用户损失 41 万余元，二被告获利共计 134 万余元。

说实话，如果时光倒回 3 年，诸如“回购”“特殊权益”“销售积分返利”“数藏合成升级”“二级市场”等玩法，在整个市场上实在是再稀松平常不过了，基本是各家标配。在大量法律咨询中，飒姐团队基本上是能劝一个是一个，详细向伙伴们披露了相关玩法的风险，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刑事案件发生，监管风向并不明确，很多伙伴们还是顶着风险上了项目。

那么，法院是如何看待这些经营行为的？

对于上述案件，闵行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

所谓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有两档刑期，三年起刑，属重罪，具体如下：

法院认为，判断是否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否集资诈骗的核心要点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以下四个要件：非法性、公开性、社会性、利诱性（也就是飒姐团队经常挂在嘴边的“非公不利”）。飒姐团队认为，本案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的公开性、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推广宣传和利诱性三个层面问题不大，不再赘述，但对于非法性，法院的说理并不充分。

非法性，实践中指的是违反前置法规定的行为，也就是行为人存在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出台过任何与 NFT 数字藏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平台行为是否违反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在实践中一直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

对于本案的“非法性”法院认为，从涉案“数字藏品”的来源，欣赏、收藏价值及其在“通古平台”上无具体应用场景等因素综合来看，被告人并未提供实质意义上的商品作为用户支付资金的对价。该平台用户购买“数字藏品”的目的是获取预期收益，实为投资理财行为。二名被告人行为的实质是以商品回购、二级市场交易等方式变相吸收公众资金。

该解释其实并不足够充分，且与下面的案件存在一定的冲突。

本案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办理，作为“保护新质生产力”的典型案例公开。

本案事实其实非常简单：原告唐某宏于 2022 年通过上海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手机 App 购买了数字藏品，总计花费 19 万元。该公司随后突然宣布停止运营，并单方面要求消费者按购买价格的 20% 申请退款。唐某宏不满，诉至普陀法院。

普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唐某宏与上海某科技公司关于数字藏品的交易行为，符合买卖合同性质。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上海某科技公司返还了原告部分款项。

普陀法院在本案的裁判要旨中指出：数字藏品作为 Web3.0 技术背景下的新兴产物，具备艺术特征、唯一性和稀缺性等特点，享有交换价值与财产价值，符合“商品”的属性。我国法律法规未禁止以数字藏品为客体的发行、交易行为，根据民商事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以数字藏品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总体而言，从张某刘某利用数字藏品集资诈骗案来看，虽然他们的相关运营行为均属高危行为，但只要做过数藏的伙伴们自查一下，多半自己平台在运营过程中也有类似行为，甚至做的比他规模更大、更狠。那么为何就这家出事？其实对比普陀法院的案件大家就能发现，你可以停止服务（甚至还能给一个极其不靠谱的退费方案），但切勿提桶跑路。

这可以说是我国司法机关当前处理数字藏品案件中，区分刑民的重要界限，伙伴们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