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西方哲学的顺人性和东方哲学的逆人性,以及我怎么切换东西方思想来解决我的心理问题和生机问题。
西方认为神是造物者,高高在上,人只是其卑微的子民,尽管神爱人救人,人却还是人。正因为这种思想,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是不折不扣的主子奴隶关系。故而历来的思想中一直孕育着叛逆的火花,以致西方人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个人主义,发挥个体潜能,不断进步。
这种一往无前的反叛精神也是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
然而,在科学主宰的今天,西方人的精神需求始终还是依托于与科学相背的宗教,带来了人心的矛盾。
西方文化鼓励人不断求真、进步、发挥个体潜能;与之配套的物质文明也让人不断追求欲望和自我满足,由此人心不得平静。于是,当代西方人先是寄托于心理学(现在人人都要看 therapy),当发现心理学治标不治本后,仍然还是只能转向宗教。
不论哪一种宗教,首先必须有其不可置疑、超越现实的神话。其次必须对假定的神,献上绝对的信念。然后是一些借以维持信仰的仪式或规律, 使人有所遵循,有所戒惧。这些与科学的求真 / 实事求是精神是相背的;所以带来了当前西方人心的很大矛盾。(当前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来描述这个矛盾,比如《Rami》就是一部很精彩的描述美国穆斯林年轻一代的美剧)。
宗教是人失望于知识之际,企图在另一种体验中,追求人生真实。这种体验是对某一超越的能力寄以信念,人心由此获得平安。获得平安并不代表已经认清楚了所获得的平安,也并不代表知道了人心究竟是什么。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功名利禄是人人可以争取的,连天上的神仙也都是人努力修为而成的。人间的种种不平与痛苦,便是刺激人们努力向上的诱因。所谓向上,是要学习自律,抿除自己的欲望,净化个人的私念,然后才能了解天人之道。如此修为,到了最后,入世是为圣为贤,出世则可以成仙成佛。故而中国人向来保守,逆来顺受,主张无私无欲,天人合一。
然而到了今天,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时代,就像一些没落的贵族后裔,当别人还在欣羡其家世的光辉时,这些子孙只顾贩卖家当,把过去累世积聚的资产和文物精华视为敝履。现代中国人尽管满心想摆脱历史的包袱,但意识形态却充满了传统的观念,既功利主义,又逆来顺受。中国人在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后,如非经过外国人的验证,觉得自家的什么都是很差的,都不是“科学”,而是“迷信”。
如果非要讲科学,来说说中国古经典是“科学”吗?
科学是有系统的学问,重视推理,由观察、思考中先作假设,再以严谨的态度实验分析,小心求证。科学所根据的是实验记录,所信仰的是理性,所追求的是真相。
《麻衣相法》是根据人类行为在长时期的习惯中,刻画在皮肤表面的蛛丝马迹。《星平会海》则是以天体运动的实证,影射到现实环境中,以供行事的参考。《子平四柱》是命学之大全,是以人之生辰八字为索引,得到的时间流程与个人的关系。《周易》则是宇宙时空结构的流程表,是万事万物的概念分类。这些书中所记其实都是科学技术,是以统计资料为基础,辨识为手段,远在统计学与辨识学成为科学之前,先发展出来的技术。
中华文化最精髓的部分是宗教与思想的融合,故人心可以在这一统一的文化下求得安宁。
早期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蜕变于农业,故崇尚自然。后来社会日渐发达,务实的人际关系的需求,使得儒家主张的伦理蔚为主流。中国读书人徜徉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际”的客观认识中,颇能俯仰天地间,怡然自得。
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由小乘而大乘,皆以读诵经文、果报轮回等观念教导。直到达摩来华后,揭示“廓然无圣”的大道,排斥功利观念,在中国士大夫群中,引起了阵阵的共鸣。因为黄老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根基,素来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这种努力追求但不执着名利的思想。于是士大夫立刻吸收了这种“最高乘”的佛教思想,从而与本土文化融会贯通,即为“禅宗”。
佛家重视“心”,标榜人的问题在于自心,故求“明心见性”。这种主观认知的存在,中华文化素未触及,相当于一块陌生园地。中国人之谈“无欲“,并未探究”欲来自心“,”心生万物“。
这种认知最大的特色,是将宗教与思想合二为一,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从此以后,人与自然、人际、人心三个范畴,成为中华文化探讨的精髓。
西方科学范畴下的心理学治标不治本(我从小学就开始持续读心理学,个人认为没啥用);西方宗教咱也不信且有悖于科学;我们中国人的心理问题还得靠老祖宗的智慧。
返观昔日中国,黄老思想讲求效法自然,以谋生存,生活之均衡;易经则强调天道(循环往复之变异)。来自于对“天命”的认知,人得以尊天重道,克己之欲望,内心则完满平衡。
在过去,中国人视人生为一必然的时间流程,在这观念下,人得以乐天知命,安分守己。人们接受了统一规律,社会的变化趋于缓和,个体也能得到平安。长此以往,人就好逸恶劳,难以应对外界的冲击。然后,社会摆向另一个极端,人开始追求自我,反对任何规范性的约束,个体的价值观开始膨胀,人际间的摩擦和对立尖锐化,社会因而注入了活力,迎来一个繁盛且动乱的大环境。其另一个后果是人心麻痹,再也领略不到纯朴、安详的价值。
然而,当物质文明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多人(西方人和东方人)无法满足于欲望的刺激,开始冥想、瑜伽、正念,克制个体的欲望,追求内心的平和。我们这一代仿佛是东方文化在逐渐崛起的时代。
我在这一块的具体的做法为:研究中华古经典,得以略知天命一二;冥想打坐,得以保持清醒头脑和稳定情绪。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安全稳定,不需要每天为生存博弈,那么就会面临“生机断绝”的尴尬,也就是传说中的“中年危机”。无目的的生长性、无条件的探索欲是人不断渴求的东西。我把生机问题再分解为下面两个问题,西方哲学一定程度上给了答案。
西方科学是一条探索之路,让一代代人兴致勃勃地去探索和求真,允许被不断推翻和改进。Brian Greene 在《宇宙的结构》中说:“我会发现,一个人开始了解宇宙,并不是要追求某个神秘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令自己沉浸在研究的乐趣中,跟宇宙建立更深的连接。诚然,获得答案很了不起,获得被实验验证的答案就更了不起,但即便最终被证明是错的,也代表着你与宇宙的联系加深了一步 -- 这种联系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光亮。”;“我们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对他们的艰苦工作、洞察力、创造性表示敬意,并把它们再向前推进一点 -- 把巨石推向山顶时,我们承担的是最精细、最高贵的工作,即揭开我们称之为家园的伟大奥秘,并一步步接近真理。同时,我们也会把只是传递给我们的跟随者。而人类的智慧,就是这样在宇宙中传承和发展,我们从未离上帝如此之近。”
中国文化中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中国人也相对比较功利。我们的文化早已给出了正确答案(天命已揭),于是所有的人都是敬之畏之,安分守己。过去中国读书人的态度是安贫乐道,逆来顺受;保持的立场是无私无欲、清静无为。所以中国人也会比较容易以解决生存问题就无所事事,不知所求。
我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做法就是:抓住自己一点点的小想法,设立科学的目标,让自己变成机器人,无需多想,制定计划,开始执行。一旦开始执行,生机和乐趣自现。
娱乐真正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水平,只有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人才能讲求生活艺术。西方文化鼓励人的欲望,所以西方社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玩乐方式。比如英国发达了很久,英国人很空很闲后就会开始玩乐,各种各样的人想方设法玩乐几百年,呈现出了伦敦这种独特的城市风貌。
顺着人性的乐趣一开始肯定是西方青少年那些事儿,对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刺激会让人得及时的爽感。刺激性的乐趣就是要去尝试的,不然你一直会停留在初级阶段,仍然受它支配。当然,玩久了就知道生理的愉悦感只能持续到这个活动结束,你只有不停地变着花样玩乐,才能给你持续不断的愉悦,但边际效益递减,口味只会越来越刁钻,越来越没劲。
尝过了刺激性的乐趣后就开始会是一些悠长的生活乐趣。我国大玩家李渔的著作《闲情偶寄》里做了这一部分的分类:音乐、戏剧、时尚、居住设计、器玩、美食、种植、养生。各个都是可以琢磨把玩很久的领域。然后则是灵魂的乐趣,灵性的追求是人面对命运无常的工具。
会找乐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给人注入生机的法宝。私以为乐趣这件事情要先顺着人性,再逐渐了解人性,直到可以逆着人性。就是咱得先做个动物,再做个人,最后可能可以做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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